二是对比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而言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上世纪末遭遇了致命危机，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规范的履行存在于它的非违反中，而价值的履行存在于通过目的行为对它的成功追求中。[31]在哈贝马斯们的观点中，这点不同并不表明两个国家中占主导的是不同的自由和平等原则，而是表明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宪法认同。
摘 要：在现代多元社会，对国家宪法中具体的法律内容，不可能有既定的一致同意。（正如语言学转向可能规定的，他们的语言不允许他们不这样做。一国对于基本宪法含义的异议从来不能限定于对规范的宪法规定的语词（即宪法条款）的异议。法律原则的普遍主义反映在一种程序共识中，而这种共识必须通过一种宪法爱国主义扎根于历史地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的语境中。[6]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所做的（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是想澄清，如何可能存在无条件的约束力这样一种全体有效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必然在每一种人类生活形式中都可以形成。
第三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道德的回应主义（Moral responsivism）（……根据可被通情达理的他们接受的原则与理念……）。想想美国宪法的经验吧。而后者只是能够正确表现前者的方法论机制，而我国目前规范行政法典的规则主要集中在后者而非前者。
上列三个方面是解决行政法典总则问题的基本路径，也是其他路径实现的条件。在概括型总则中，有些采取了条文的方式，就是用法律条文体现它所要概括的内容。反过来说，法律则应当是政策的具体化，二者的辩证关系还可以表述为：党的领导机关制定和贯彻各项政策的活动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各级党组织和领导者都必须依法办事，党的政策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政策对法的指导作用也必须按法定程序来实现。第四，短行文的总则与长行文的总则。
有人对立法的科学性和立法行为的难度做了如下评价：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既是多元的，又是多层次的，这种分散的行政立法主体很难使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形成高度一致。
但一个典则的总则中，体现了程序内容那也是无可非议的。（7）在战时战区或占领地的军管当局……[36]这种通过立法的形式界定相关概念是非常可取的，因为通过法律典则将相关的概念予以统一，能够排除该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论。例如，如果行政法典的总则不应当涉及此一典则与彼一典则的关系，那么在今后的行政立法中总则就应当回避这个问题。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大脑指使各个部分运动起来。
以我们对行政法典总则的分类为例，这些分类在行政法典总则的实际内容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以此而论，我国行政法中的行为规范绝大多数都出自行政系统，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思想、文化、技术教育。所谓列举型总则是指通过列举的方式将总则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反映出来，它或者采用条文的方式将相关的主要事项予以一一列举，或者采用其他方式将总则的主要内容体现出来。
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它有时候会设定某种制裁手段，有时候会设定某种运作程序，但它的基础都在权利义务的设定之中。我们还以《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为例，《行政诉讼法》的总则包括了十一个条文，而《国家赔偿法》的总则则只有两个条文。
进一步讲，我国目前各个位阶的行政法典则几乎都有总则，这就给人一种疑惑，总则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总则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都是不明晰的。有学者将法律的指导思想与法律原则视为同一范畴的东西。[31]进而言之，这些行政法典归入程序立法的范围是较为妥当的，因为它们将侧重点集中在了立法行为的运行程序上。第一，标明典则依据的价值。行政法典的制定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行为予以完成的，目前形成总则乱象还有一个不可以回避的因素，那就是诸多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在相对封闭的境况下进行的，广大的社会主体有相对较少的参与机会，诸多的法律专家也没有当然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力，他们或者参与或者不参与都决定于该法典的制定机关。这是目前行政法典总则存在的首要问题。
总而言之，列举规定使总则的内容显得较为清晰，而且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不可以做出其他的解释。行政法是由众多甚至若干法典构成的，我们说我国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行政法存在于该法律体系之中，而行政法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构成，但是行政法总则并不必然与行政法体系发生联系，而它与单一典则的联系则是客观存在。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是法律典则中两个不同的行为规范，原则是那些具有相对概括内容的行为准则，它较为抽象，能够对规则起到导引作用。
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均是。还有，总则究竟应当从指导思想的角度对后续内容进行导引，还是从基本原则的角度对后续内容进行导引，这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即是说，行政法典与行政法体系的构成是直接的关系形式，而行政法典总则与行政法体系的构成则是间接的关系形式。内容摘要： 行政法典总则具有标明典则依据、导引法典、确立典则指导思想和确立调控领域法律原则等价值。行政法总则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例如，《监狱法》第9条规定：监狱依法使用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监狱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16]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行政法典总则要避免乱象，相关主体在制定时应当有法律思维，就是用法律逻辑和法律的构成要素衡量法律总则的内容。
我国学界有一个普遍认知，那就是我国行政执法落后于行政立法，即是说，我国已经有了相对严整的行政法的规范体系，而这些规范体系在执行和实施中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和麻烦，所以行政执法的质量远远低于行政法规范体系的质量。下位法必须根据上位法演绎它的内容，下位法还必须很好的支持上位法，而在法律典则的制定中，下位法要做到能够支持上位法，就必须以上位法作为制定的依据。
（二）程序法：乃规定为实现实体法上之权利义务所应采取之手段或手续有关之法律之谓。上列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仅仅是一个例子。
在行政法规范中，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区别是当然存在的，前者是指与实体权利有关的那些行为准则。我们将要解读的有关行政法典总则的类型，只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自身所划分的类型，这些标准并不一定十分周严，甚至可以说有些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行政法典则的规范化离不开行政法总则的导引。以某人有实质美而不具形体来比喻法律，就称为‘多病的才子。
由于我国行政法典的复杂性，再加之我国《立法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典则并没有对总则的长与短、条文容量、文字容量等做出规定，这就使得我国行政法典的总则长与短存在着非常大的反差。一国的法律体系是分成位阶的。
即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29] 以《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为例，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等若干环节，从立法行文看，这些环节都是由国务院法制机构主导的，而国务院法制机构只是行政法规制定中的工作机构。
行政法典总则更多的采取列举规定便契合了《决定》的精神。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制定本办法。
